公元一二世纪左右，汉字开始传入日本，从这开始，大量的汉文典籍传入日本，日本借用汉字形成自己的书面文字。日本留存的最古老的日文典籍也就是在公元七世纪左右。日本最初是把汉字作为表音的符号使用，日语中有几个音节，就用几个汉字来表示。在公元七世纪的奈良时期，日本的《日本书纪》《古事记》书籍是汉式和文，平安时期连朝廷的公文和官方文件，也是用汉式和文写的。去过日本旅游的人都会发现，走在日本的大街上，感觉满眼睛都是接踵而来的汉语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我的第一个学生是一位“大叔”，有一个不太常见的姓氏，宫胁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秋天，东京的红叶刚要泛红，金黄的银杏叶早就已经铺天盖地地落满整条马路。我在咖啡厅里早早等着，宫胁准时推门进来的时候，咖啡刚刚煮好。“对不起，先生。我来晚了。”第一面他就管我叫“先生”（日文“老师”的意思），根本不在乎我也许和他的女儿同岁。在一家机械类企业工作了20年之久的宫胁，人过中年忽然觉得学生时代还没学够，想继续学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。这就是他找到我的缘由。

中文里有许多发音、语法和词汇是日语里没有的。所以对于日本人而言，中文之难，不亚于一步登天，这我一早就知道了。但我不知道的，是宫胁在这件事上的坚持。中文课每周只有一节，我也不像学校的老师一样督促学业，只留很少的作业，做与不做都是学生的自由。宫胁工作很忙，即便如此，还是每周必到，作业也一定完成，有时笔记本上还特意留下了尚未弄懂的问题，简直比我当学生的时候还要勤勉。我想起早有耳闻的日本“工匠精神”，也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做同样的工作，无所谓趣味，无所谓成就，只管认真做，做到极致才算满足。

宫胁对自己严格的目光，也延伸到了他所见到的国家与社会上。日本的公司职员往往加班成瘾，早出晚归到家人根本见不到一面也是常有的事。“我觉得日本人在这方面挺傻的。”第一次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，我还很吃惊，毕竟在我这个外国人看来，他这是在“曝家丑”。但他却毫不介意跟我这个“外人”（日文里“外人”又指外国人）掏掏心窝子。“那些为了加班费就放弃和家人共处时间的人都是傻瓜。”宫胁只要一说起那些“傻瓜”就又生气又难过，他觉得现在日本社会有些人情淡薄，是时候改变“工作狂”式的日本了。在他的内心深处，除了做一个好职员，他还有他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坚持。

听宫胁的诉说，觉得他的理想世界像极了电影《海街日记》的，那里没有高楼大厦，没有车水马龙，只有山林森森，海浪层层，时代的步伐不曾推动日出日落，而人们恬淡地生活其间。那是另一个日本，也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日本。以日本人之坚持，或许有一部分人如宫胁，将来真的会构建如此美好的世界。